由于垃圾短缺，位于中国西部省份陕西的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，不得不以运行3个月，停产1个月的方式进行运转。这并非孤例：中国103.5万吨/日的垃圾焚烧总处理能力，正面临年缺口超6000万吨的尴尬。

这个悖论折射着中国环保政策的戏剧性转折。曾几何时，北京周边堆积的垃圾山高达80米，上海每天产生2.6万吨垃圾需用2000辆卡车运输。如今，当全球43%的垃圾焚烧产能集中在这片土地时，焚烧厂经营者却在为争夺垃圾展开“饥饿游戏”。

这场危机的种子早在2000年就已埋下。当德国垃圾焚烧技术首次引进深圳时，没人预料到它会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基建运动。2017年中国五个主要的政府部门联合发文，鼓励地方政府“超前规划”焚烧设施，点燃了这场竞赛的导火索。

数据显示，中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从2002年的1万吨/日飙升至2024年的103.5万吨/日，增长近百倍。在河北省，2025年规划的7万吨/日处理能力远超实际需求；山东嘉祥县焚烧厂实际处理量不足设计值50%。这种跃进式发展背后，是地方政府对特许经营权的争夺：每个焚烧项目意味着20-30年财政补贴承诺，以及土地开发带来的GDP增长。

从2019年开始强制执行的垃圾分类政策，也意外成为中国垃圾短缺危机的催化剂。官方数据显示，上海湿垃圾分出量增加88.8%的同时，可焚烧的干垃圾下降17.5%。在北京，垃圾分类使规划中的两座大型焚烧厂直接取消建设。

这种“成功”正在转化为产业阵痛。焚烧厂设计的垃圾热值通常为1200大卡/公斤，但分类后的干垃圾热值跃升至1800大卡以上。理论上这能提升发电效率，但热值波动导致炉温控制困难，频繁启停又加剧污染物排放风险。

为了满足焚烧发电厂的垃圾需求，许多中国城市开始挖掘十多年前填埋在地下的陈年垃圾。这种“垃圾考古”已成为多地焚烧厂的无奈选择，但未经处理的陈腐垃圾携带重金属和二噁英，使排放控制难度倍增。

在江苏常州，焚烧厂尝试将处理范围扩展到服装边角料和家具废料；广东东莞的焚烧厂则将余热卖给周边印染企业。这些创新背后，是行业对生存危机的本能反应。

政策层面也在酝酿变革。新版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拟将防护距离从300米扩大至1500米，直接淘汰30%的现有设施。更激进的建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：“应建立跨省垃圾调配机制，允许富余产能区域竞标处理邻省垃圾。”

但所有这些方案都绕不过一个根本问题：当垃圾分类持续推进，垃圾减量化成为必然趋势，是否需要重新定义“垃圾即资源”的产业逻辑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