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3月，印度政府宣布下调进口电动车关税，试图吸引特斯拉等车企在印建厂。新政策允许每年进口8000辆电动车，前提是企业5年内投资5亿美元设厂。外界原以为特斯拉将迅速跟进，但三个月过去，迟迟未有动作。

这并非突发的冷处理，而是多年来拉锯战的延续。自2021年起，特斯拉便尝试进入印度，但始终卡在“先降关税”与“先投资”的博弈中。印度要求外企先在本地设厂，特斯拉则坚持需先测试市场。多年僵局未解，如今即便印度让步，特斯拉依然谨慎。

马斯克的观望，并非因为缺乏兴趣，而是对印度制度性风险的清醒评估。

首先，印度政策频繁变动、地方执行力不足。苹果、通用等企业都曾因土地审批、基建延迟等问题在印受挫。其次，印度制造业配套体系薄弱，难以支持特斯拉高标准制造。再者，印度仍设有隐形门槛，如繁琐审批、本地化要求等，外企普遍感受到“说得好听、做起来难”的困扰。

与此同时，特斯拉在东南亚获得了更具吸引力的方案：马来西亚、印尼等国提供了低税率、成熟供应链和更高的执行效率。在全球需求趋缓的大环境下，马斯克更倾向于在政策确定性高、成本结构清晰的市场布局。

对印度而言，这种冷处理是其一贯招商策略所带来的结果。福特、通用、现代等企业在印经营屡遭政策和工会干扰，频频延宕扩张计划。即便如今态度软化，制度的不确定性仍难让外资放心。

更关键的是，特斯拉的全球战略已进入“提效降本”阶段。墨西哥工厂投产延迟、柏林扩产放缓，反映出其对大规模新建项目的审慎态度。在全球工厂体系日渐成型后，印度的吸引力相对减弱。

而中国，尽管面临地缘政治挑战，依然是特斯拉最可靠的制造基地。上海工厂产能、效率与供应链整合能力，迄今在全球无出其右。对马斯克而言，印度显然无法取而代之。

特斯拉的迟疑不仅是一家企业的选择，更是对印度整体营商环境的评估。关税优惠可以吸引眼球，却不足以打动资本。“制度信任”才是真正决定外资去留的变量。

如果印度不能在政策透明、执行效率和法治保障上实现突破，它很可能继续错失下一波外资浪潮。